梁建章可能是中国所有成功企业家当中极少数痴迷学术而且成为大学教授的人。2023年，梁建章关于人口的专著《人口战略》出版，成为畅销书。

作为携程网的创始人之一，梁建章和季琦、沈南鹏、范敏四个人同称“携程四君子”。对于人口问题的兴趣，源于梁建章的博士学业。2007年，当时携程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梁建章决定辞去CEO（首席执行官）工作，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梁建章花了4年时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相关资料图)

当时的硅谷是全球的创新创业中心，创新和创业成为梁建章博士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梁建章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

2011年，梁建章博士毕业，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当时他写出了专著《中国人太多了吗？》。在这本书中，梁建章深刻分析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发展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全面审视计划生育政策。

这些年来，梁建章的身份似乎已经从企业家彻底转变成为爆火的“人口学者”，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倡议国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他提出，国家给予现金补贴：每个孩子累进1000-2000元；税务补贴：二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全免；购房补贴：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三孩家庭全免；福利托儿所：建设大量福利性托儿所，把入托率提高到50%。

2021年，梁建章发表《超低生育时代：人口经济学15讲》，在他的文章中，梁建章大声疾呼，“如果少生孩子，那么中国的崛起只能维持十几年”。

01

携程要让员工多生20000孩子

6月30日，携程集团（HK09961，股价279.8港元，市值1912.5亿港元）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2023年7月1日起，全球入职满3年的员工，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

经初步测算，携程计划未来投入10亿元生育补贴，用于激励员工生育。如此算来，携程在未来将鼓励员工多生两万新生儿。

携程对鼓励员工生孩子，一直都“不惜力”。

自2015年12月起，携程集团同时发布了孕期交通费、生育礼金和生育医疗补贴等福利，并在此后陆续增加了孕妇躺椅、辅助生育以及母婴室等10余项福利。在此次生育补贴政策出台前，携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800万元。

据统计，2022年对比2015年，携程员工年新生儿家庭占比增长147%，其中二胎占比增长329%。

对于携程以如此重金鼓励生育，梁建章表示，“我一直建议政府给有孩子尤其是多孩的家庭发钱，从而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帮助更多年轻人完成生育多个孩子的愿望。企业也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发挥作用，为社会凝聚共识构建一个良好的生育氛围。”

在《人口战略》一书中，梁建章对比了一组数据：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以现金方式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梁建章认为，至少用GDP的2%到5%来鼓励生育，这样生育率才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如果按照GDP的2.4%来补贴，即每孩每月补贴1000元，每年可以多生240万个孩子。

02

“学霸”企业家梁建章

从小，梁建章就是天才。

1969年，梁建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国企员工。他从小就智慧过人。1981年，12岁的梁建章进入上海育才中学读书，中学期间，梁建章加入了一个计算机兴趣小组，很快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半年以后，他的编程水平突飞猛进，设计了一个利用程序写格律诗的软件，获得了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

1985年，16岁的梁建章以初中生的身份，直接考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半年后进入复旦计算机系。他在复旦只待了一年就又考入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并且在美国用四年时间，读完了本科加硕士。

1991年，正在攻读博士的梁建章，觉得在学校已经没法学到最先进的东西，便放弃了读博，进入甲骨文公司工作。1996年的一次回国探亲，让梁建章萌生了创业的想法。1999年，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梁建章先后认识了季琦、沈南鹏、范敏，开启了“携程四君子”的创业之旅。

四个人当中，梁建章懂技术，季琦懂销售及管理，沈南鹏懂财务，范敏懂旅游，而且都是上海复旦或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堪称中国创业史上超级豪华的梦之队。

当时的携程，梁建章、沈南鹏、范敏三人都有稳定的工作，拿着高薪，在携程只是“兼职”，只有季琦是全职CEO。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是中国互联网大潮的萌发期，初创的携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套利用互联网+商旅的“商业理想”。

季琦发挥了他跑业务的特长。当时携程在网上的预定量虽然很少，但他坚信这是未来的方向。他们有一个大胆的设想，计划收购当时全国最好的酒店预订服务公司，并且用这个作为筹码，去进行新一轮融资。但事实上，携程根本没钱，谈收购只能依靠给对方“讲梦想”，这放在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季琦坚持不懈，最后终于说动了一家叫商之行的酒店预定公司，当时携程线上每个月的预定量为900间，而商之行是3万间。季琦打动对方，就是“互联网在商旅领域的巨大发展机会”。当时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合并，合并成功之后，软银领投的450万美元汇入了携程的账户。

后来携程又凭借着高估值，以股权置换的形式合并了当时国内在线下酒店及旅行业务的巨头现代运通，携程的业务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从1999年成立到200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携程仅用了4年，造就了第一代的互联网财富神话。

2000年，携程业务走上正轨后，管理的短板凸显出来。梁建章觉得季琦的开拓能力很强，但是管理能力不行，于是要求公司设立联席CEO，由他与季琦共同担任。后来又进一步要求季琦让出CEO。后来，携程决定内部创业，孵化出如家酒店，季琦离开携程，担任了如家的创始CEO，沈南鹏兼任如家董事长。季琦和沈南鹏出走，范敏甘居幕后，携程四君子的创业之旅至此告一段落。

03

携程有多赚钱？

疫情三年，对于以旅游出行、酒店预定为核心业务的携程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在过去的2022年，携程营收为200亿元，与2021年基本持平，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1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2022年的200亿收入中，住宿预订收入为74亿元，同比减少9%；交通票务营业收入为83亿元，同比增长20%；旅游度假业务营收为7.97亿元，同比减少28%；商旅管理业务营收为11亿元，同比下降了20%。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入出境旅游利好政策的密集释放，入出境旅游复苏势头逐渐显现。携程平台上的出境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200%，出境酒店预订同比增长140%。

国际业务的强劲增长对携程的业绩起到明显的修复作用，Q4携程国际平台的整体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过80%。携程CEO孙洁表示，按照固定汇率口径，携程集团国际平台的机票收入已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孙洁

2023年对携程来说似乎形势更加乐观。

2023年6月8日,携程集团公布了截至2023年3月31日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携程集团净营业收入为92亿元，同比增长124%。净利润为34亿元，经调整EBITDA利润率达31%，业绩表现再超市场预期。

今年一季度，携程住宿预订收入为35亿元，同比增长140%；交通票务收入为42亿元，同比增长150%。国内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0%，出境酒店和机票预订量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40%以上，超过行业15%的恢复水平。国际OTA平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200%，较2019年同期增长100%。

梁建章在电话会中认为，“2023年有一个强劲的开局。第一季度，我们的出境业务和国内业务经历快速恢复和增长，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整体酒店预订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超过100%，较2019年增长40%。人们开始逐渐摆脱疫情影响，重新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我们对旅游行业的长期前景和公司的未来机遇依旧充满信心。”

一季度净利润达到34亿，利润率高达31%，难怪携程有底气拿出10亿来鼓励员工生孩子，况且这10亿还至少要用五年时间发完。

04

刺激生娃，光发钱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对于今天中国年轻人的婚姻观和切实的生育、抚养问题，光发钱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作用，但恐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2022 年，中国人口自 1960 年以来首次同比减少，比前一年少了 85 万人，转折点比中外绝大部分预测早出现近十年。今年3月5日两会期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交了一份《关于重视一孩生育支持的建议》，其核心观点认为，“发钱奖励生娃不能只给二孩、三孩，一孩才是生育萎缩的主因。”

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中国婚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一孩母亲反映对备孕、怀孕和生育的过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后生活质量下降、养育孩子压力大、教育过程太累太操心等导致家庭不愿意再生育。

如果一胎孩子的生育率都在降低，那似乎足以证明，年轻人对养育后代的顾虑不仅仅在于“资金问题”。尤其是当下年轻人对婚姻、家庭生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加之自由意识比70后、80后人群更为看重，甚至出现不少协议同居但不婚人群。

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指出，目前，我国女性的终身不育水平虽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家，但终身不育水平上升的变动轨迹与这些国家比较相似。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婚育推迟程度持续深化以及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未来，我国终身不育女性的人口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占比也会继续升高。

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生育难题，需要围绕两个方面做文章。

第一，需要出台多元化的组合方案，降低孩子的各种抚养成本，尤其要尽可能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试想，有多少家庭在孩子教育投入上的疯狂“内卷”而让不少年轻人慨叹“生不起”。

第二，年轻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房价合理，这样才有组织家庭的基本条件。

不过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教育内卷和经济发展放缓，人们对生活期望变高都有关系，或许等到年轻人感受到孩子教育压力确实减少了，而社会又不再把生娃当成一种硬性要求时，自然会有更多人愿意生娃。

作为企业家，梁建章无疑是成功的，作为学者，梁建章同样充满超越性的“民族责任意识”。携程拿出真金白银促进生育，与企业自身发展并无直接利益，但在整个社会，却是形成了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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